决定价格的核心因素是供需关系，但是屠宰量只能代表供应和消费，无法代表需求。因为猪肉是一种消费弹性较小的商品，需求较为稳定，在供应增加/减少时，通过价格去调节需求。价格弹性是否变动，才是观察需求是否发生变化的关键。
我们可以用供需价格弹性系数来大致量化供需关系。历史上，猪肉的供需价格弹性系数大概为5-7，即供应每增加/减少1%，猪肉价格将下跌/上涨5~7%。只要弹性系数还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就可以认为需求没有变化。而在猪价下跌时，如果弹性系数大于7，说明消费减弱，在上涨时，弹性系数小于5，说明消费减弱。
新冠疫情发生两年多以来，很多中国消费者收入下降，收入预期变差，因此消费意愿减弱，反映在猪肉上，就是去年的生猪价格下跌过程中，猪肉的供需价格弹性系数是大于7的，而在今年猪价3月见底之后到6月中旬的这段时间，猪价上涨过程中弹性系数是小于5的。
但是从6月下旬开启的这波价格上涨中，供需价格弹性系数明显高于5，说明在上海解封后，随着供应链的逐渐恢复，全国工业生产逐渐恢复，消费者的收入预期增强，消费意愿增加。虽然目前需求明显没有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需求大概率是会持续边际改善的。
很多咨询机构统计的6月屠宰量比5月有超过20%甚至接近30%的减少。我个人认为6月供应环比下降幅度不会如此之大。河南省6月屠宰量环比减少了7.57%，据我了解一些省份的屠宰量环比下降幅度也在10%左右。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我觉得主要原因出在样本选择上。
今年全国规模以上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在4月见顶，随后开始连续减少。5月屠宰量出现全国性下滑，而绝大部分屠宰企业屠宰量也都是环比下滑的，也就是个体和全国数据趋势一致。但是到了6月，全国屠宰量仍在减少，但是有很多屠宰企业的屠宰量是环比提升的，比如牧原月报透露的屠宰量，6月环比5月就是增加的，据我了解，其他的养殖-屠宰一体的企业，如天邦、天康、唐人神，6月份的屠宰量也都是环比提升的。也就是说，如果样本中没有这些一体化企业，或者样本设置与实际屠宰量占比差异较大，那么对结果影响会比较大。
根据长江证券研报，农业部全国规模以上养殖企业仔猪出生量的数据，1-5月环比变动分别为-7.5%，-0.2%，1%，4%，2%。对应今年7-11月出栏。
可以看出，1月份的大幅环比降低大致可以对应6月底的这波上涨，由于之前文章提到的天气原因，上涨时间有所提前。根据仔猪出生情况，三季度供应较低，价格确定性较强，四季度供应有明显提升。
但是，中国的猪肉消费有明显的季节性，因此也带来价格变动的季节性。
上图中，消费指数计算过程为，选取2013-2021年每月的全国规模以上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以每年的月平均屠宰量为基数1，算出当年每月的指数，然后再将每年同一月份的指数平均。价格指数的计算过程为，选取2010-2021年的每月均价，以每年的月平均价格为基数1，算出当年每月的指数，然后再将每年同一月份的指数平均。
可以看出，每年的二季度消费比三季度略多，但价格是全年最低，三季度消费全年最低，但价格整体呈现上涨趋势。四季度消费全年最多，价格也是全年最高，呈现典型的供需两旺的局面。根据历史数据，四季度消费比三季度增长7.5%，同时价格上涨4.26%。而根据仔猪数据推算，假设6月仔猪出生环比增量与5月相同，则四季度出栏量相比三季度仅增长6.73%。
当然，影响猪肉供给的除了出栏头数，还有均重和冻肉。由于每年四季度出栏均重相比三季度都会有所增长，我们要观察三季度末或四季度初有没有超预期的压拦带来的四季度出栏均重超预期的增长。而目前全国冻肉库存虽然小于去年同期，但是随着猪价的高位运行，下半年进口肉的压力正逐渐增强。此外，在去年7月年到今年4月的产能去化过程中，散户去化幅度大概率是大幅规模场的，也就是全国新生仔猪数的增幅大概率是小于规模场数据的。
因此，如果下半年出栏均重正常，进口肉没有大幅度增加，那么根据历史数据推测，四季度生猪均价相比三季度均价应该有4.75%的涨幅。
剩下的变量，则需要我们持续观察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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